看《大家》

                                      刘 勇 

       本期《大家》在形式上有不少创新，一气推出的四个新栏目使刊物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就小说创作而言，在保持原有“新青年”栏目的同时，新设“‘世纪一代’吗”和“网络文学”两个栏目，愈加体现了刊物对年轻写作者和新文学媒介的重视。

      所谓“世纪一代”，按照《大家》所说，“其主体大致是由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及整个70年代，大体在90年代前后真正进入创作期的写作者构成的”，这一群体在世纪转折点上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文学观念，并体现出同一代人的趣味。虽然《大家》的编辑对此命名抱有谨慎的态度，坦言代际划分具有某种局限性，但“世纪一代”的说法能否真正成立依然令人生疑。从时间跨度看，“世纪一代”可以看作是部分“新生代”作家和“70年代后”作家的集合体，并无太多新意，而且，出生年代的跨度本身已经意味着这一群体所具有的高度的复杂性。因此，存疑式的栏目命名“‘世纪一代’吗”远比具有文学史意味的“世纪一代”更为妥贴。

    第一期“‘世纪一代’吗”推出了两部作品，一部是窦红宇的长篇小说《你带我回家》，这次只刊出上半部，只待下期全部发表才能作个评价；另一部是马拉的中篇小说《念奴娇》，套用常见的进城打工的线索，却剥离了生存的压力，只将大城市作为考验爱情的场地，令小说在现实感上有所欠缺。此外，情节也有些老套：女性因美丽受到诱惑和骚扰，却始终竭力保持自己的忠贞，而男性只是一再地表现出无能，至于他在失去恋人后到马戏团扮成“快乐的小丑”四处寻找的情节，则更显得过于刻意。虽然小说在阴谋的设计上颇令人心惊，但谜底揭开后，小说旋即以男性的“怀念”为结尾，则显得过于潦草。

“新青年”栏目推出的王威廉的《非法入住》（中篇）看似以现实角度进入，讲述日常生活里的人际关系，细节处处落实，底子里却是以实入虚，越往后越透出浓重的超现实气息。无赖邻居一家的不断骚扰和欺辱，使原本正常的心智不断异化，让捍卫私有空间的正义者渐渐学会并习惯以无赖的方式对抗一切，更令人惊异的是，最终他以无赖的姿态成为胜利者，行径甚至比邻居一家更为令人不齿，一场突如其来的呕吐让整个故事达到了最高潮，而小说处处透出的恶心感，也由最初的丝丝缕缕累积成了壮观的极致。或许这样的描写对某些读者来说难以接受，它所体现的强烈的荒谬感却具有象征意味，对私人空间的无耻抢夺、争斗双方身份的互换，可看作对复杂人际关系的极端隐喻，人物心理的蜕变也直指来自欲望的本性。八十年代以来的诸多先锋小说多追求观念和形式的新颖和怪异，常陷入刻意制造阅读障碍的误区，在可读性方面乏善可陈，当这一倾向业已成为先锋的某种标志，也就偏离了超越的初衷，这也正是今日先锋小说难以继续为当代文学提供新动力的原因之一。《非法入住》尽管立意并未跳出前人套路，在叙述上却有效缩短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颇具先人卡夫卡的遗韵。除了在细部的真实上下足功夫，以生活的质感争取读者的信任，小说对少见的第二人称叙述也是拿捏自如，引导读者步步走入异境而浑然不知。这篇小说虽然并非新世纪先锋文学的楷模，对先锋小说的发展却可能具有些许的启发意义，因此作为本期点评的重点篇目推荐。

    “柳叶刀”令人想起医学和无影灯下的手术台，以此为笔名的作者，在“网络链接”发表的《小说四篇》（短篇），也大多和部队医院、医学院有关，都涉及肉身的伤痛与毁灭，而且均以女性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有关女性的故事，将心比心追忆一个个生命的身前身后事，较为真实可信。从篇幅看，四个小说都属于“小制作”却耐人寻味，与写作技巧大有关系，小说中处处可见白描式的叙述，甚至“现在，我们要把福尔马林灌到供体的血管里去”一句也独立成小小的一章，留下大片的空白任读者自己填充。简洁的表达方式或许因回车键而生，体现了网络写作的某种特征，但语言功夫的磨练却可能与网络无关。

    本期《大家》的其它小说没有太多可说之处。胡廷武的《在秋天的草原上》（中篇）在讲故事和展示少数民族地域风情之间始终游移不定，不仅故事讲得平淡，风情展示也无甚新意。艾扎的《红狼》（中篇）也是一个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故事，未能把握好叙述的语调，尤其是成人般的儿童对话令小说失真许多。崔子恩的《关于初恋》（中篇），与其说是小说，倒更像一个电影的文学剧本，缺乏小说的血肉感，不仅细节干枯，语言也生硬平淡，毫不出彩。

《大家》2007年第1期推荐篇目：王威廉《非法入住》（中篇）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都走吧》意在探讨农民外出打工的心理动因，在人物选择上颇为精心，一对农村年轻夫妇因为在村里开办小卖店吃穿不愁，但即便这样的人物最终还是选择了外出打工，这一对最后的离乡者是亿万打工大军的队尾，从他们身上可以遥望更为广阔的视野。只可惜作者对人物的处理过于草率，情节设置生硬如同教材，语言也平淡无味，远不如其后所附作者的散文那般充满浓烈的生活气息和质朴的深情。

鲁西西是有名的诗人，她的诗歌具有宗教般的纯净和热情，自成一家，不过正如许多诗人一样，当她写小说的时候，也不自觉地将诗歌带了进来。诗入小说本是好事，但毕竟小说不是诗，倘若屈从了写诗的习惯不免会有危险。《我不知道我想嫁给谁》（短篇）更像是一位小说初学者的习作，由大段的玄思构成，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小说中的“我”对多位男哲学家的种种想像类似学习心得，抽象枯燥，缺乏小说的气息，若不是作者将“我”赋予女教师的现实身份，又为“我”添几个问题学生，只怕更不像个小说。

“网络链接”推出宋石男的《博文三篇》（短篇），其实是三个颇为诡异的小说。在《吃耳朵的人》中，记忆以听觉的形式贮存于耳朵，将恋人的耳朵吃下去意味着将那些记忆收于腹中，而吃耳朵的人却又被一个女人整个吃下肚子，发现众多的情敌也被囚禁在那里。吞吃的行为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惟此才能真正进入他人的心灵，吃耳朵如此，将恋人吞下也是如此。此类故事源于佛经，以梁时吴均所记阳羡鹅笼之事为著名，宋石男此番演绎虽未能超脱前人，却具有强烈的现代感，称得上一个技巧精致的小品。《打赌》和《四个初恋》的情节一波三折、环环相扣，看得出作者是抖包袱的好手，不过好则好看，没有更多寄托，令阅读感受止于惊叹。

本期连载完毕的窦红宇的长篇小说《你带我回家》，既有权钱、权色的交易，又有权势相争、贫富矛盾，也有片刻温暖的爱情、纯洁的友谊，展现了一幅现实社会的复杂图景，面对如此庞杂的内容，作者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小说主线不够清晰，结构散乱，多个场景又频繁切换，令读者难以把握小说的走向，如坠云雾。作者在人物关系设置上非常用心，以一座别墅牵扯起种种人物，将他们编入一张密实的大网，几乎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与其他人物发生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仿佛封闭场地里的斗兽终归相遇。这样的写法，使小说富于戏剧性，但也因为设计的意念过于强烈，使小说里的人物由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变成了特定环境里的特定人物，降低了作品的现实性。作者在顾红燕身上着力最多，较为准确地刻画出她因自卑而妒忌，因妒忌而贪婪，最后病态地走上无耻之路的心理历程，给人印象深刻。相比之下，小说中另一重要的女性人物叶小丫的社会关系更为复杂，形象却较为单薄，结尾处她赴法接受亡母房产的情节更是有些刻意。

郭海燕的中篇小说《指尖庄蝶》和钟求是的短篇小说《陪衬人》也都探讨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前者有些悬疑的味道，“我”的表姐内心分裂为两个世界，白天她是忠于丈夫的贤妻，夜晚则为一个主持人而痴迷，而作为租住者的“我”最终揭开谜底，原来偏执的幻想源自情感的创伤。悬疑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但有时过于牵强，解密者“我”的形象始终模糊不清，结尾处讲述“我”的情感归宿也有些多余。后一篇小说如记流水帐，以细碎的情节刻画女性细碎的心理状态，最终迷失于小趣味之中。

《大家》2007年第2期推荐篇目：空缺

从小说叙述看当代小说创作的病象

——《大家》2006年度综述

邓菡彬

小说的叙述既是形式，也是内容。叙述的好坏，往往关系着一篇小说的成败；它的问题，也正可以反映出当代小说创作的不同病象。纵观2006年荣登《大家》的小说，佳者寥寥，从叙述问题看，可分为几类：

1、 模仿成法，而非从己之经验出发。

这又分成两类，一类是叙述力量难以贯穿者：

比如萨娜的《红尘档案》（第1期），前面一小半，信息量大，潜台词丰富，似乎对生活颇有概括和穿透能力。然而旨趣渐渐奔向“红颜薄命”这一传统命题，后半篇中不少场景和细节都显浮泛，人物越来越像是作者的牵线木偶。为何？叙述是可以学习的，但这学习不是一种纯粹知识的学习，而需置入作者本人切身经验，化为己有。所谓“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攒着劲儿模仿自己喜欢的叙述，很难贯穿始终。《红尘档案》想向那种叙述密度极大的西方世情小说学习，但并不具备经典作家对世态人生的深入理解，前半部的“扎实”，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这类小说的外在形式特征而作出的一种刻意安排，等到诸多铺垫都已经结束，真正要深入地写人记事时，贫弱就露出来了。

再如黄代本的《鱼在枝头鸟在浪》（中篇，第1期），起首笔力很是老到，各色人等的出场也安排得恰到好处，情节的发生和推进，自然、从容而有内部紧张的节奏。乡土信仰（风水迷信）和现代理性（法律、行政）的对峙，渐渐被勾勒出来，而且作者巧妙地运用细节，很有分寸地保持了二者间的平衡，不至于偏其一端——不是批判分析对峙的两方，而是自然呈现这种对峙。但情节从中后部分起渐渐无力，矛盾倒是层层加码，但描写由丰腴而变枯瘦，人物内在的发展脉络渐不可闻，乃至把矛盾的解决推到“上访”，更嫌简单化和牵强。

类似的小说还有不少。如冉正万的《为什么总是忧伤》（中篇，第2）中，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辛维，目睹自己的母亲因为偷情败露羞愤而死，又因偷拿猎枪对着侮辱自己的大人而带累父亲，使家庭陷入窘境，最后他只有躲在树洞里寻求安全感。它让人想起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颇有触动人之处。然而，作者采用的童年视角，前半部分写得比较贴切，后部分越来越成人化；渲染感觉的部分做得还比较充分，情节进入紧要处，却不知怎么展开了。又比如三哥的《小镇虱子》（中篇，第3），显然有小说中提到的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的影子，向往它那种回忆的、抒情式的笔调。在笼统描摹小镇的时候，尚可捏出这么一副清淡洒脱而富有生命力的口吻，但一具体写人记事，袈裟底下也就露出明显是饱食荤腥的腿脚来。

另一类是叙述力量虽能贯穿始终，但仍显老旧者：

比如徐则臣的《紫米》（中篇，第2期），给人太过“熟悉”的感觉。小说写流浪的少年“我”来到镇上乡绅的府邸，享受了梦寐以求的紫米，目睹了义兄与“三太太”的偷情……从标题到情节和细节，都令人想起苏童的《米》。学习某种既有的叙述模式，虽然勉力做到了贯穿，但毕竟是他人之范，使得自己最具有实感和痛感的那些个人经验，无法进入小说。

相比之下，徐则臣在今年《大家》发表的另一篇小说《我们在北京相遇》（中篇，第5期），虽然在叙述上甚至还有些破碎、不成熟之处，却看得出来是作者在为自己最有质感的经验寻找自己的叙述方式，读来更可亲一些。

和《紫米》类似的小说还有孙方友的《陈州笔记》（短篇，第3期）、夏天敏的《杯子》（短篇，第五期）等。《陈州笔记》写小城陈州的医生、妓女和古玩店掌柜的故事，《杯子》写一个工人被借调到一个报社当小编辑，由于不堪压力而最终疯掉，自身也成了一个坏掉了的“杯子”被原单位和报社踢来踢去的故事。前者笔法老道，颇有笔记小说或现代仿笔记小说的味道。后者用细节渲染和心理刻画去讲述一个小人物的虚荣和压抑，很有些俄苏文学的影子。然而，叙述的语调一旦确定，从情节到主题，都不知不觉跟着某个幽灵前行，不仅自己的东西出不来，而且所学习的原型本身所带有的丰富细腻鲜活的细节和毛孔，是无法学来的。像《陈州笔记》也是开头很好，不动声色地把小城风情和故事起因交待得引人入胜，但情节上一直无法出奇，所以后面笔力就弱下去了，虽然语言和叙述节奏把握得都不错，能提供阅读的快感，但终究难逃似曾相识的老旧之感——似曾相识而又逊于旧相识。

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是残雪的《暗夜》（短篇，第一期）。它学习模仿的对象，不仅有前辈的大师，更有作者自己先前的“经典”作品。强烈的末世情结和“戈多”式的荒诞等待，在重复多次以后，自身效应递减。就像一个人总是说同一番话，刚开始说时，还带着从生活和思想中来的泥土潮气，一直说下去，已经风干，不复鲜活，变成与这个世界没什么关系的陈列物。

2、从己之经验出发，叙述比较成熟，但较为封闭者：

比如蓝石总题为《伴我岁月的身影》（第4期）的两个短篇。尤其是后一篇《好日子》，叙述可谓自成一格。它以东北人唠嗑的语言讲述市井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絮絮叨叨漫不经心，带着点幽默嘲讽，把一个“窝囊”的东北男人刻画得真实丰富、亲切可感。作者毫不掩饰他对生活的简单理解，绝不故作高深，写其所见，述其所思，叙述当然容易贯穿下来，显得自然生动。这种叙述的缺点在过于自信，因而封闭，从小说中看不出一种继续生长的可能性。它对生活的理解和叙述固然是浑然一体，但这种理解太浅，导致其叙述缺乏一种象外之象、言外之义，缺乏能够使读者获得一种更深入思考的那种质素。这种质素，正是一切伟大小说所拥有的。

又如王松的长篇小说《蛾的飞翔》（第4期），围绕着两个主人公之间互相倾轧和一些伙伴在知青岁月中的挣扎，去蔽以往赋予知青身上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色彩，从而还原一个迷茫的，世俗的，甚至是丑恶的知青群体。王松从早期的“三红”系列，到今年发表在《收获》上、颇受评论界好评的《双驴记》，讲故事总有一股“狠”劲，往往笼罩着恐惧甚至血淋淋的色彩，但往往也过于单薄。单以“人性恶”来概括复杂的“后知青”生活，虽然通过叙述上的节制使故事更精练丰富，也显得意蕴过于单薄了，使长篇叙述的结构支点过于单一。如果说在《双驴记》里“人与驴的争斗”还可使这个几万字的故事产生恰到好处的张力，那么在这里，仅仅是一个“斗”字，就难免让故事的推进捉襟现肘，小说里用“出事”来推动叙事这一点就显得很勉强。另外，这一主题先行使得他的人物总是平面化的，长篇小说本应有的含混和复杂恰恰被滤干洗净了。王松是把本来丰富的生活做成一瓶糖水罐头，封闭了我们从中体会生活本来的多重意味的可能性。

类似作品还有存文学的《庆生的战斗》（中篇，第5期）。它和《双驴记》非常相似，它讲述一个生产队长和一条狗的凶恶战斗，叙述始终保持紧凑的张力，但也比较封闭。而且，由于缺乏《双驴记》那样丰富细致的战斗回合和细节，它的封闭性也就显得更为突出。

3、叙述功力欠佳，甚至无所追求，主要靠生活经验或素材来编故事者：

这一类的作品最多。比如余泽民的《送你一条鲨鱼》（中篇，第1期）写一个出国务工人员的“发达”和“罗曼”史，李霁宇的《家族密码》（长篇，第4期）讲述一个家族的兴衰史，谢璞的《夜郎西舅》（中篇，第5期）写几段逝去时代的英雄传奇，曹明霞的《这个女人不寻常》（中篇，第2期）繁华落去的女戏子想回归平淡又不甘、不能的尴尬，等等，故事都是够丰富，但是语言潦草，主题浮泛。最最典型的是解永敏的《暧昧与苦涩》（长篇，第2期），女大学生、“梦巴黎”、爱情、事业……小说情节的进展轻松流畅，但基本不知小说语言为何物，完全停留在“倾诉式”午夜电台节目电话故事的叙述水平，仅仅是有故事、有讲故事的热情而已。跟第二类《紫米》等小说相比，它容纳的个人经验不可谓不多，但是没有一种小说叙述的追求（思想上的和表达上的）来熔炼，这些经验显得那么贫瘠。虽广大而贫瘠，犹如黄土高原。经验只有独特才可贵。这不是说写小说必须先去过一种跟多数人不同的生活（虽然有些小说家确实是以此崛起），而是用一种独特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俗常的世界，否则，即便有一点稍稍不同的经历或体验，也会在俗常的笔调中变得不值一提。

还有一些小说，从一点体验出发，来编织一个故事。即便这一点体验确实比较独特，但没有叙述上的支持，根本无力撑起大局。比如半夏的《自由落体》（短篇，第4期）写了一个中产阶级太太的精神困顿，阿天的《阳光穿过树影斑驳》（中篇，第1期）写了一场短信恋情，都是如此。举后者分析之，它对生活显然确实有一点真切的体验：当代都市中人在熟悉环境中反倒倍感陌生，要从“别处”去寻找亲切和温暖；这亲切和温暖仿佛是真的，但仅仅当它在“别处”才是安全的，无法真地进入现实，一旦它从安全的“别处”进入现实，幻象立即坍塌粉碎。这篇小说仿佛是一个人心的实验，实验的设定比较有趣，但是过程十分粗糙。缺乏对叙述的认识，倒还不如把这点体验写成散文或者论文。

顾艳的《大杨村》（中篇，第1期）也类似。它有一种对民族乡土文化的感触和责任感，这也是很鲜活的。但是叙述无法，只能弄些“戏不够，爱情凑“的俗滥套路，语言也单薄、虚弱。

还有的小说，不仅叙述很糟，连生活经验和素材也找不到什么鲜活的地方。如闵和顺的《轩辕大帝》（长篇，第3期），以轩辕黄帝的古老传说为题材，似乎想完成一部宏伟的史诗，然而除了一种华夏本位的神圣化情绪是真实可感的之外，实在是万法缘空。

4、从己之经验出发，叙述有追求、不封闭，但经验和叙述不甚契合，或力有不逮者：

比如黄咏梅的《天是空的》（第1期）通过异样的“身体关注”，捕捉到现代都市人一些独特的感觉。感觉是鲜活的感觉。黄咏梅式的轻灵、敏感的叙述，也是好叙述。但两者不甚契合，反而像像朝两个方向拉的纤夫，把小说拉得无法前行。

另外，像于怀岸的《南方出租屋》（中篇，第5期），显然对南方那种全是出租房子给外地打工者的村子深有体验，叙述笔调本来也能与这种体验贴上，但情节的走向终于是一个惊悚而俗滥的故事。放弃了小说的难度，而在轻松的路子上随意踱步。而海飞的《看手相的女人》（短篇，第3期）借以打动读者的其实并不是诡异的气氛、鬼话般的场景，而是两性吸引的细节和情调——前者是包装，后者是内核。小说最原初的生发点应该是在男女情爱上的某种痛感，然而也没围绕这个来做文章，而是把笔墨大量撒在作者只能靠刻意编造来书写的灵异气氛上。

5、2006年《大家》的真正收获——叙述既能充分容纳个人经验，又成熟大气者：

惟有两篇。其一是温亚军的《成人礼》（短篇，第2期）。它从一种饱含深情的个人经验出发，创造出一种不温不火饱满紧凑的叙述，将溶化在日常生活中的的“原味”提出来，恰到好处。作者心目中的生活，显然就像小说开头写的“拉条子”一样，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鲜美，但是非常劲道。而作者笔下的文字，也正有这种相应的劲道。有时一笔能写出人物之间的好多层次，敏锐地抓住一些稍纵即逝的细节，把人物的性格和当时场景中蕴涵的人物关系，都挖了来。没有对生活的丰富感受写不出来，没有对生活感受的提炼，也写不出来。

另一篇是曹征路的《陪你玩到底》（中篇，第6期）。它的叙述没有《成人礼》那么稳定饱满严丝合缝，初看上去甚至貌似松懈随意，但与作品中无处不在的那种对生活的复杂感受则恰是一致的。出身底层单亲家庭的“我”心中有很多叛逆，很多志向，但要实现志向，却择了一条使自己遭受灵魂拷问的道路。最终女主人公用一死避免了小说在有形世界的任何激烈冲突，却让内在世界更加动荡，乃至给人一种“精神力量从故事结束处出发”的阅读感受。相比作者过去的作品，这篇新作没有把叙述集中在某个单一的地方（比如底层的苦难），而是更均匀地在叙述之中揉进了多重的生命体验，不愧为《大家》年底的压轴之作。